我很想建議在這次代表大會上對我們的政治制度作一系列的變動。

我想同你們談談我認為最重要的一些想法。

首先我建議把中央委員人數增加到幾十人甚至100人。如果我們不實行這種改革，我想，一旦事態的發展不是對我們十分有利(而我們不能寄希望于十分有利這一點上)，我們的中央委員會就會遭到很大的危險。

其次，我想提請代表大會注意，在一定的條件下賦予國家計劃委員會的決定以立法的性質，在這方面我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條件下同意托洛茨基同志的意見。

至于第一點，即增加中央委員的人數，我想，為了提高中央委員會的威信，為了認真改善我們的機關，為了防止中央委員會一小部分人的沖突對黨的整個前途產生過分大的影響，這樣做是必要的。

我想，我們黨有理由要求工人階級出50—100個中央委員，而又不致使工人階級太費力。

這種改革會大大加強我們黨的鞏固性，會有助于它在敵對國家中間進行斗爭，據我看，這種斗爭在最近幾年內可能而且一定會大大尖銳化。我想，采取了這樣的措施，我們黨的穩定性將增強千倍。

列寧

1922年12月23日

瑪·沃·記錄

續一

續記

1922年12月24日

我上面說到的中央委員會的穩定性，指的是能夠采取的防止分裂的措施。當然，一個白衛分子(大概是謝·謝·奧登堡)在《俄國思想》雜志306上說得對，第一，在他們反對蘇維埃俄國的賭博中他把賭注押在我們黨的分裂上，第二，在這種分裂方面他又把賭注押在黨內最嚴重的意見分歧上。

我們黨依靠的是兩個階級，因此，如果這兩個階級不能協調一致，那么黨就可能不穩定，它的垮臺就不可避免。一旦出現這種情況，采取任何措施，怎么談論我們中央委員會的穩定性，都是沒有用的。在這種情況下，任何措施都不能防止分裂。但愿這是極遙遠的未來的事，是不大可能發生的事，這里可以不談。

我說的穩定性是指保障在最近時期不出現分裂，我打算在這里談一下對純粹個人特性的一些看法。

我想，從這個角度看，穩定性的問題基本在于像斯大林和托洛茨基這樣的中央委員。依我看，分裂的危險，一大半是由他們之間的關系構成的，而這種分裂是可以避免的，在我看來，把中央委員人數增加到50人，增加到100人，這應該是避免分裂的一種辦法。

斯大林同志當了總書記，掌握了無限的權力，他能不能永遠十分謹慎地使用這一權力，我沒有把握。另一方面，托洛茨基同志，正像他在交通人民委員部問題上反對中央的斗爭所證明的那樣，不僅具有杰出的才能。他個人大概是現在的中央委員會中最有才能的人，但是他又過分自信，過分熱中于事情的純粹行政方面。

現時中央兩位杰出領袖的這兩種特點會出人意料地導致分裂，如果我們黨不采取措施防止，那么分裂是會突然來臨的。

我不打算再評述其它中央委員的個人特點了。我只提醒一下，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十月的那件事307當然不是偶然的，但是此事不大能歸罪于他們個人，正如非布爾什維主義不大能歸罪于托洛茨基一樣。

在年輕的中央委員中，我想就布哈林和皮達可夫談幾句。依我看，他們是最杰出的力量(在最年輕的力量中)，對他們應當注意下列情況：布哈林不僅是黨的最寶貴的和最大的理論家，他也理所當然被認為是全黨喜歡的人物，但是他的理論觀點能不能說是完全馬克思主義的，很值得懷疑，因為其中有某種煩瑣哲學的東西(他從來沒有學過辯證法，因而——我想——他從來沒有完全理解辯證法)。

12月25日。其次是皮達可夫，他無疑是個有堅強意志和杰出才能的人，但是太熱中于行政手段和事情的行政方面，以致在重大的政治問題上是不能指靠他的。

當然，我對兩人作這樣的評語是僅就現時情況來說的，而且還假定這兩位杰出而忠誠的工作人員得不到機會來充實自己的知識并改變自己的片面性。

列寧

1922年12月25日

瑪·沃·記錄

對1922年12月24日一信的補充

斯大林太粗暴，這個缺點在我們中間，在我們共產黨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總書記的職位上就成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議同志們仔細想個辦法把斯大林從這個職位上調開，任命另一個人擔任這個職位，這個人在所有其它方面只要有一點強過斯大林同志，這就是較為耐心、較為謙恭、較有禮貌、較能關心同志，而較少任性等等。這一點看來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我想，從防止分裂來看，從我前面所說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相互關系來看，這不是小事，或者說，這是一種可能具有決定意義的小事。

列 寧

莉·福·記錄

1923年1月4日

續二

續記

1922年12月26日

把中央委員人數增加到50人甚至100人，依我看，可以達到雙重甚至三重目的：中央委員愈多，受到中央工作鍛煉的就愈多，因某種不慎而造成分裂的危險就愈小。吸收很多任務人參加中央委員會，會有助于工人改善我們糟透了的機關。我們的機關實質上是從舊制度繼承下來的，因為在這樣短的時期內，特別是在戰爭、饑餓等等條件下，要把它改造過來是完全不可能的。因此，對于那些抱著譏諷態度或懷著惡意指出我們機關的缺點的“批評家”，可以心平氣和地回答說，這些人完全不了解現今革命的條件。在五年的時間內要完成機關應有的改造是根本不可能的，特別是在我國革命所處的條件下更是如此。我們在五年內建立了一個新的國家類型，在這個國家里工人走在農民前面反對資產階級，這已經很好了，這在敵對的國際環境中是一項巨大的事業。但是在意識到這一點時，絲毫不應忽視，我們的機關實質上是從沙皇和資產階級那里拿過來的舊機關，在和平已經到來和免于饑餓的最低需要已經得到保證的現在，全部工作都應該集中到改善機關上。

我是這樣設想的：幾十個工人參加中央委員會，就能比其它任何人更好地檢查、改善和改造我們的機關。起初由工農檢查院308行使這一職能，但它實際上不能勝任，只是成了這些中央委員的“附屬品”，或者在一定條件下成了他們的助手。照我的看法，參加中央委員會的工人，應當主要不是來自那些做過長期蘇維埃工作的工人(我在本信的這一部分所指的工人都是把農民也包括在內的)，因為在這些工人中間已經形成了某些正應該加以克服的傳統和成見。

工人中央委員主要應當是這樣的工人，他們的崗位低于五年來被我們提拔為蘇維埃職員的那一層人，他們更接近于普通的工人和沒有成為直接或間接剝削者的農民。我想，這種工人出席中央委員會的一切會議，出席政治局的一切會議，閱讀中央委員會的一切文件，能夠成為忠誠擁護蘇維埃制度的骨干，他們，第一，能使中央委員會本身具有穩定性，第二，能真正致力于革新和改善機關。

列 寧

莉·福·記錄

1922年12月26日

續記

1922年12月29日

關于增加中央委員人數部分的補充意見

我認為，在增加中央委員人數時，還應當、也許主要應當檢查并改善我們的毫不中用的機關。為了這個目的，我們應該利用高度熟練的專家，而配備這些專家則應該是工農檢查院的任務。

如何使這些知識豐富的做檢查工作的專家同這些新的中央委員配合起來，這個任務應該在實踐中解決。

我覺得，工農檢查院(由于它自身的發展，也由于我們對它的發展吃不透)結果出現了我們現在所看到的情況，這就是從一個特殊的人民委員部變為執行中央委員的特殊職能的過渡狀態，從檢查一切的機關變為人數不多但屬第一流的檢查員的集合體，這些檢查員應當得到較高的報酬(在我們這個收費的時代，在檢查員直接在報酬較高的機關工作的情況下，這樣做是特別必要的)。

如果中央委員的人數適當增加，他們在高度熟練的專家和在各部門都有很高威信的工農檢查院成員的幫助下，年復一年地學習國家管理的課程，那么，我認為，我們一定能夠成功地解決我們長期未能解決的這一任務。

就是說，結果是中央委員增加到100人，他們的助手，即按照他們的指示檢查工作的工農檢查院成員，最多不超過400—500人。

列 寧

1922年12月29日

瑪·沃·記錄